经济犯罪领域死刑是存是废，曾一度绷紧了全国人民的神经。两位亲历世纪大案的国内知名律师，从情与法的角度，述说贪官死刑的存废利弊。
朱红刚:废除死刑背离中国国情
1999年1月4日晚，一声震惊中外的巨响后，重庆市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坠入綦河。朱红刚律师担任此案第一被告林世元的辩护律师。时任綦江县委副书记的林世元，因玩忽职守、受贿11万多元，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红刚律师因此声名显赫。后来，他先后为开县井喷案的第一被告吴斌辩护，为重庆佳昌冶金公司信用证诈骗2.5亿美元案的第一被告辩护，为德恒证券非法集资203亿元案的王政辩护。
朱红刚律师已不是第一次为贪官辩护。在历经了许多贪官刑事大案后，朱红刚律师亲眼见证了一些贪官由生入死、由死回生的大喜大悲。朱红刚认为，中国要保留死刑。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现实。废除贪官死刑的言论，背离了中国的国情。
朱红刚说，人怕死的本性，使死刑具有强烈的威慑力，这是不需要经过论证的简单常识。死刑对遏止腐败，肯定比废除死刑遏止腐败的功效更加明显。朱红刚还记得，当初自以为没事的林世元，在法院一审宣判其死刑后，“整个人愣住了，一言不发，脸色惨白。”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林世元感觉“天国在向我召唤，生命之花即将枯萎，死亡与活着同在”，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求朱红刚律师，“你一定要救我的命！”
在朱红刚眼里，贪污贿赂犯多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被判死刑后，其求生欲望比其他普通刑事罪犯更强。如林世元在判处死刑后，求生是他心中最为强烈的欲望。为了保命，他举报了时任县委书记的张开科(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林世元因立功被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此，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从某种角度上看，不利于发现其他犯罪证据，不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朱红刚说，“现代刑罚注重刑罚与犯罪之间价值的统一性，这不是量上的简单类似。在贪污贿赂与死刑之间，不能简单地说因为贪污贿赂没有剥夺人的生命，就认为其不该判处死刑。”朱红刚感言，严重的贪污贿赂一样可以导致亡党亡国，而不是仅仅用所贪污受贿的金钱的数量可以衡量，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中国目前不宜废除贪官死刑。
王俊民:对待贪官宜面宽刑轻
王俊民认为，对经济犯罪领域死刑废除问题，首先应当检视死刑在治理经济犯罪中的作用。在遏制经济犯罪问题上，中国刑事司法面要宽，刑可轻，尤其慎用极刑。所谓“面要宽”，是指能被定罪量刑的贿赂犯罪行为限制性条件要少，门槛要低，量刑起点要低，即面宽刑轻。
面临刑罚，这些贪官想得最多的，还是家人与自己的平安。回首“做人之道”与“为官之道”往事，往往在追悔莫及之余，还会有独到的诠释。在辩护律师听来，往往感觉到这些当事人在对往事追悔莫及的同时，还企求一种不便言传但可意会的理解和宽恕。
王俊民认为，我们不应满足于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杀了多少，而应当认真思考为何有些地区和国家相当一段时期中没杀一个，却能在国内民众及国际社会树立并长久保持廉洁高效政府形象。反之，尽管判了不少死刑，仍反复出现“前腐后继”的问题。似乎应当认识到，在和平时期反腐倡廉有效之策，不在于保持或扩大死刑，而应当思考在使官员不能贪、不敢贪、没必要贪等制度性建设上，是否存在严重缺失。
因此，国家要求百姓信法、守法，首先应要求各级官员信法守法，严格依法行事。行政、司法活动是最典型、最生动、最有效地向百姓昭示国家信法守法准则的方式和形式，在行政、司法活动中容忍违法行政、违法司法，或推行以不法治不法的做法，最终损害的是法律的公信力。没有法律权威下的行政、司法，只是对法律权威的再次践踏，酝酿再次腐败的温床。因此，对于贪官死刑，除体现我国刑法一直强调的慎用死刑原则外，不应排除与国际刑事趋势接轨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