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指出，老破产法中，破产清算组是一个“法力无边”的角色，唯一需要搞好关系的对象就是破产庭的法官，因为自己的饭碗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取代清算组的管理人还是让法官指定，那么依然可能使得不少管理人再度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甚至再次与自甘堕落的法官“狼狈为奸”。
不过，新《企业破产法》起草组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主要负责人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法律制度在设计层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内部监督也有了，外部制约也有了，法院还是有腐败，法官还是有腐败，这就不能说是法律的问题，任何法律都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执法者对制度的规避是无法用制度本身来解决的。”
面对深圳中院破产庭的腐败主要是利用任意指定清算组从而掌控清算费用从中渔利的症结，这个负责人告诉记者，关于新制度中管理人的费用问题，正在由最高院起草司法解释，他相信最高院会有合理的设计。他同时强调这些腐败案件“过去也有，但没有充分曝光，现在强化了反腐败的力度，大家都盯着，尤其是媒体的积极介入，曝光很多，但曝光并不代表我们问题多了。”
据了解，当前最高院正在起草对于确定管理人报酬的司法解释，会在新破产法生效前公布，如果设计合理，则可能对深圳颇高的破产清算费用有所抑制。目前的主要争议是管理人报酬是采取计时取酬还是以可分配财产标的额按比例取酬，此前也有学者建议设置上限或者改成公开招标制，但这位负责人说，“在起草时对此没有倾向性的意见，现在具体的办法还没有出来，新法也没有生效，也很难说能否成功补漏。”
这名负责人对记者说，“任何时候，社会上的违法犯罪不会因为有了法律就问题消失了，就是通过法律来抑制这种问题，但无法让之彻底消除。制度设计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执行，因为执行的时候规避了制度，就不能再说是制度的问题。”
司法腐败，谁之过错
“这个案件是深圳中院建院20多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腐败案，其中有法官自身的原因，也有破产制度的原因，同时还有法制环境的原因。”罗佳在法院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不少试图拉关系的律师，其中一个律所主任曾让其助理送来一盒价值上千元的化妆品，而那时她还只是一名书记员。
面对深圳中院的腐败案，深圳恒通程律师事务所一名知名律师很惋惜地告诉记者，“我和这案中的几个人也打过交道。”但是当被问及律师是否也从中起到负面作用，他犹豫了很久也没有回话。后来，他给记者发来二条短信解释，第一条是律师“被迫”；第二条是“但也不应该”。
罗佳并不认同这种辩解，“我受了很多年的法学教育，自信是没有想过贪污受贿的，但送化妆品的事情，难道还是我主动吗？当然律师也可以说是被动，因为环境所迫，认为非得这样才能保持良好关系。但这通常是一个借口，大家都对司法环境有责任。”
当耀眼的光环消失，昔日改革功臣成为阶下之囚，落寞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一个MSN的个人博客上，一名自称是裴洪泉学弟的人如此感慨道：“偶闻裴洪泉落马，陡然一惊，不知道在深圳做律师的同学会不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个早年毕业于吉大法学院的学兄，断送了多少指望裴院长多多关照的执业律师与学兄学弟的钱程和前程呀，独角兽的角被裴大师兄砍了一刀：鲜血淋漓，够狠！”这或多或少也折射了“前腐后继”的腐败链条和法律界背景。
实际上，除了寄希望于制度的完善，罗佳更侧重于期望寄托于法官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法院的旧人太多，只能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换上新鲜的血液。这和国外的法院相反，他们的法官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恪守公正的原则，有良好的经验，但是我们国家可能要倒过来，现在法院系统的新人基本上有两个条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卡着，整体素质要比早先进去的法官要好，当然她也承认有一部分新人进去之后心态迅速老化了。
